原标题：罗志田：七七级——无须仿制的一代

填写简历时，我非常乐意承受的一个团体认同，便是“七七级”。对有些人，这或许是个能够共享“团体荣誉”的称谓。对我自己，却更多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回想。（但是正因“七七级”逐渐成为有“体面”的称谓了，而简历又是相对敞开的，我现在反有些不敢把个人的回想放进表格了。或许人生便是这样弯曲向前的吧。）

个人的回想

1977年是我下乡的第九年了，那一年大队中学暂时请我代课。我虽声称中学结业，实践念书不到一年，却要教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和化学，真实有些误人子弟。记住是放农忙假时，我回到成都的家中，母亲既惊奇又快乐地说，这么快！上午才给你打电报，下午就回来了。本来家里得知中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康复了，所以要我赶忙回来预备，其实我底子没收到电报，不过是可巧罢了。所以在家会集补习了一个多月。由于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了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那是当之无愧的“补习”；与今天高考前的“温习”，彻底不是一回事。

由于“时刻短、任务重”，可算是真实的拼命。每天睡觉也分红两段，一次约睡三个钟头，其他时刻底子都坐在窗边的桌前。对面楼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相同的事，后来其家长说，早就估测我必定考上，因他们简直就没看见我离开过桌子，颇叹我何故能不睡觉。当然偶然也要出门讨教，记住还去成都二中学习怎样写作文，讨教曾经教过我二哥的费绍康教师，那真如醍醐灌顶，获益良多。考试前又回大队中学上课，自己教作文的段数也一日千里。刚好全公社举办一致的作文考试，我的学生还取得榜首名。一个大队民办校园的学生超越镇上公办校园的学生，在当年乡间也是不小的新闻。（其实首要是那学生自己聪明，他后来一路念乐山专区的重点中学、上海交大，更到美国常春藤大学念博士，是村庄孩子中的一个异数。）另一女生也得高分，后来到县高中或师范校念书，现居西安，小孩都进清华大学了。

我就这样白日教学，晚上持续补习，预备行将到来的考试。我地点的四川省仁寿县是个大县，人口过百万，当年应届结业的高中生班就上百个，全县还有和我一同下乡的知青近两千人，绝大大都学历都在我之上，不少是老高中的。这样，在填写自愿时，我榜首自愿填的是成都师范校园的中文高师班，即所谓中专“戴帽”的大专；第二自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；到第三自愿需求换专业，才填了四川大学前史系。考完后已近春节，大队中学放假了，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。大年三十的前一天，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，遽然弟弟从市郊的家里赶来，告诉我选取告诉到了，我被取入川大前史系。

那是长时刻停招后的榜首次，选取不太看自愿，所以我能被第三自愿的重点大学先选取。大学结业后我才知道，取我的教师最初也担有政治危险，因我的家庭身世有些“问题”，通过争议，终以“重在表现”的理由取了我。且我本是在乡村考试，告诉应是寄送到乡间的。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查到成都我家的地址，特别寄到家里，让咱们能愉悦地春节。下乡已九年的我，是家中的“老大难”问题，那次春节的气氛当然好极了。

我会永久记住这一经办人的仔细周到，我猜其家中或许也有知青，所以很能领会这个告诉的重要吧。那时“文革”没有彻底完毕，“奋斗哲学”之余威尚在，而川大从招生到发告诉都适当有人情味，非常不简单，使人难以忘怀。

实践开学已进入1978年了，我在乡村的老友姚仲文兄，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，把我一向送进校园签到。在川大校园里，这一图景或也不多见，好像标志着人生的一段完毕，又一段开端。

那几年学习的履历，恐怕也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史无前例、后亦未必会再现的。大学中止招生已十二年，同学中应届生很少，互相的年纪相差甚远；班上年纪最大的约32岁，恰是最小者的两倍，25岁的我则归于中心一段。而其时的师资，简直发动了全体高段位的教师；有些现已不在世的教师，当年还没有轮到给咱们上课呢。

晚来的学习时机不易，那时我暑假也住在校园。记住榜首个暑假便是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而一些同学还曾组织起来共读《史记》。我自己松懈惯了，常常逃课，到校园图书馆看各种“内部书本”。曾经有那么多年，悉数揭露的读物不过几十种。忽然能够正常的运用图书馆，并且可看“文革”中给老干部预备的各种翻译书本，那种感觉，说是如饥似渴，实不过火。内部书看完了，又泛览他书。坦白说，除《通鉴》和前四史外，还真没看多少“专业书”。

川大前史系当年的学风是重底子功，特别是言语。同学中不少人适当重视言语东西的把握，后来考外校研讨生的，不分我国史仍是外国史，大多在古汉语和外语上皆得高分。我在乡间背过半部《古文辞类纂》，离桐城正宗天然还远，或可说稍得皮裘。但英语则彻底是从头开端，摸底考试仅得非常，即写完字母罢了。

最初学英语也不过跟着走，过了一学期，参加读《史记》的老友葛小佳说，他的英语已远远超越班上的进程。其时同学中有的英语甚好，已在看所谓原著。而小佳的英语也相同是进大学才开端学的，那时与我的水准就不行同日而语了。他为让我能赶上，自己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。这样的义气，现在大约较难见到了。我不能不拼命追逐，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，咱们又持续推动。再到三年级时，咱们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两名。没有那时的尽力，后来恐怕就不能出去读书了。

现在有些同学回想，说咱们那时就一心想出国，所以尽力学外语。其实如我前面所说，其时“文革”的“完毕”还在进行之中，在成都这样的当地，简直无人能有出国念书一类的“登高望远”。简言之，那底子不是一般读书人“进步”的选项。前史回想在不知不觉中常随后见之明而移易，于此可见一斑。不过，当年的形势开展确实一日千里，到结业的时分，去外国读书，对一些人就成为实践的或许了。

后来同年级中真有不少人到欧美读书，且所读多是名校，反倒是在外国治学最有效果的葛小佳，念的是美国一般州立大学。我想，当年那批留学生，大约也和国内的七七级学生相同，进入什么校园，底子看机缘，但其练习未必都在课堂上取得，所以在国内国外读什么校园不特别重要，首要仍是靠本身的修为。我自己是在结业作业五年今后才负笈远游，紧赶慢赶，博士辩论时现已41岁了。

川大前史系七七级学风的另一特点是视野较宽，思想敞开。在本行的当然超卓，留学的却大部分都转了行。朋友中，葛小佳始念社会学而转治心理学，霍大同学了精神分析，而戴思杰爽性进入闻名的巴黎电影学院学导演，都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。念什么专业就教什么的，也就一二人罢了。我在美国念的课程是以美国史为主，不过因拟跟随的教师退休，一时后继无人，系里许我改换门庭，遂转入我国史，大大缩短了读书期限。（普林斯顿大学的亚洲史要学两门亚洲言语加一门欧洲言语，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。）所以我总共就念过两门我国史的阅读课，现在所教的专业，也仍是半自本科的教育、半从自学而来，算不得科班身世。

现在回头想想，当年川大前史系教师所教，未必是前史学的所谓常识，恐怕更多是学者怎样治其所学。在此根底上，咱们得到的鼓舞，是做什么都要做到尽或许好（按宋儒程颐的说法，不想做到最好，便是自弃）。前者大约便是所谓入门，后者或一般所谓开展。入得其门，校园之能事已毕。今后怎么开展，便是学生自己的事了。

蕴涵丰厚的符号

七七级这一团体是多元的，工农兵商，做什么的都有。对有些履历特别丰厚的人来说，这或仅仅人生的一个插曲；那些年少的，不过是墨守成规地上了大学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却真实是人生的一大转机。

我下乡时仅16岁，此前也和全国人相同饿过饭，身高还不到一米五，贫下中农不得不为我制造特定高矮的粪桶。记住临走时母亲在我的棉衣里缝了五块钱和五斤全国粮票，意味着现已做了非常不妙的预备。在那时的各种人生选项中，能够说底子现已扫除读大学了。（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端，大学招生现已实施“有成分、不唯成分论”，像我这样的家庭身世，实已难进大学。）后来竟然能进大学读书，有那样好的教师和同学，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惊喜。上天如此眷顾，能不常怀感恩之心！

或因其特定的时机，“七七级”后来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，好像是风云际会，天才一群群地来此团聚。但是，这些人中许多都少小失学，缺少从小到大的体系练习；先天不足，其创获多来自履历和领悟。在那些履历无法替代或弥补练习的范畴（例如天然科学的一些学门），领悟也就难以表现其效果。即便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，当风气偏于跟随而轻忽堆集之时，“天才”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“奇才”。（把“奇”“怪”一类字冠于“才”之前，一般意味着对才华的不充沛供认。）其实不管天才、奇才，多少都带些“倒放电影”的滋味。那确实是个相对一起的团体，或许真是难以“仿制”；但也和一切团体相同，兼具高超与平凡。

盖若要“仿制”，则包含读大学前的履历，意味着大学十多年不招生，这当然是谁都不期望重复的。七七级的学生，都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亲历者。对那一代人的大都来说，“文革”更多是一段昏暗也黯然的回想，有点像西方的中世纪。（中世纪是由于后来的人自居“现代”又神往古代而得名，也因而被视为一段“漆黑的年代”。）不过，由于七七级在大学读书时“文革”尚在“完毕”之中，这些人虽被视作“后文革”的学生，却并未呈现多少对“文革”的反思（那些参加“伤痕文学”的或是破例），以至于后来一些对“文革”的“理性”认知，部分似也出于七七级人之手。

就全体言，“文革”的昏暗，或也使七七级本身多少带点“文艺复兴”的滋味——由于一会儿“解放”了许多老教师，包含那些履历过五四的一代，七七级人在课堂上联接的，往往不仅是“文革”前的学术，更是直接回溯到更早。当然，这更多是一种“客观”的类似，他们中大都人并不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酷爱希腊、罗马那样，对其所联接的年代萧规曹随；不少人毋宁像那些年两套丛书的称号所提示的，更乐意“走向未来”，也更重视“我国与世界”。

而上述联接的跨越性，恰也反映在中外学术往来之上。或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端的闭关锁国，我国学界对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西方论著（包含研讨我国的论著），极为陌生，所知甚少。由于这一断层的存在，虽然咱们现在追逐“世界前沿”的速度现已适当快，但今天西方的“世界前沿”，正是在那根底上发生的——其回应、修正和打破的许多问题，便是那个年代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效果。追逐者若不了解其针对性，很或许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。

换言之，七七级的不行“仿制”，包含了强弱两方面。他们中许多都曾上山下乡，触摸了我国的底层，类似于上过高尔基所说的“社会大学”。这或许是其特有的强项，虽然也仅在一些特定的范畴里才是显着的强项。不过，即便在适用的范畴里，也还要不忘上述两层学术断层的存在。学识历来是堆集的，较具建设性的情绪，是温故才干知新；即便根据更坚决的“走向未来”情绪，也要推陈才干出新。“故”与“陈”且不知，天然谈不上“温”与“推”，也就大大减却了立异的根底。

我自己的感觉，咱们这一代人，总带几分抱负的颜色（比如多曾通过“文学青年”的阶段，总有些办刊物的激动，等等），又稍多独立精神（这极不适合于官场，在越来越向官场“歪斜”的学界，也渐不合拍，却是做好学识的根基），两者都使这些人简单坚持己见，不行和顺。若能保有抱负而统筹实际，坚持独立而不忘容纳，或更能随顺时世。

不过，某次一位年青人告诉我，在他们眼里，“50后”有着昏暗的一面，由于从发起阶级奋斗的年代过来，难免带点儿整人害人的遗风。我对此有些保存（至少我自己的同学，碰头都有发自内心的亲近；步入晚年，还能开稍带进犯意味的打趣而不往心里去），但公私分明，这观点也不无所见、不乏实据。这也引起我的反思——既曾受过熏染，或许真需求随时劝诫自己，不要无意中堕入旧日窠臼。

七七级这一代人，现在已渐入老境。他们的命途，其实不那么走运——少小即曾饿饭，中学多未读完，稍长又流离失所；开端工作闯练之时，垂青的是资格；眼看渐有所成，又考究年青化了。但那些大都是所谓“赵孟能贵”的部分，亦浮云罢了。正因比其他年代的人领受了更多日子的艰苦，就更应多识得几分人生的真理。至少身心状态要尽力保持一致，不宜身已老之将至，而心态依然年青，持续履历着“生长的烦恼”！

咱们的学术情况，有着特定的国情。康复高考后那几年入大学者，身当十多年的开裂，确实多些传承的职责。不过，学术乃集众之事，总有易代之时。有理工科，学术易代好像现已完结。文科方面，这一代或可多发挥所谓“传帮带”的效果——年富力强的，固无妨“站好最终一班岗”；对大大都人而言，恐怕还要尽或许支撑新人接班，甚或搀扶其“工头”。最好是慈眉侧立，多些傍观，少些介入。许多事确非人人可为，年青人却也未必就做欠好。总要“信任公民”、信任后来者，否则，学术又何能行进？

人生不管苦乐，总有许多能够开悟的时机。时机来了，人多有所牵动；但是若无所悟，时机也就过去了。凡事看得远一点，就少量多近忧。这一代也曾看着那些不放心又无能为力的长辈累得够呛，到自己也成了“大佬”，可别失了尺度，永不知老之将至。前人四十就已不惑，咱们成熟得晚点，五十、六十总能够了吧。所谓“不惑”，大约便是知所进退，该甩手时就甩手——

那些难以企及者，可弃若敝屣，不用总在思虑未来。真合己意者，乃美好之地点，尤当爱惜。肉食者且不管。对读书人而言，治学本含英咀华，厚积薄发。宛转日久，自有一股郁勃之气，沛然不行遏制。接近退休，亦正久积弥漫之时。善养浩然之气，可补锐气之不再。充沛的使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时刻，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，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书，又何乐而不为。

老友葛小佳1996年曾在美国《开展心理学》上宣布一文，评论禀性与教养（Nature and Nurture）之相关互动，被以为开辟了一个新的研讨方向，已成为那一范畴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。我不敢评论该文的内容，却无妨借其标题“说事”。

对任何人而言，禀性都是重要的。常乃惪乃至以为，文学的“巨大与否，全视乎作者自己情感是否巨大”；史学亦然，“必有巨大的生命力者，始得为巨大之前史家”。但不管咱们身世怎么，教养都能够让人改动。（古之所谓教，正在于改动人。）唯改动之后，能不忘自我，也不忘教养之所历来，或可兼具赋性与教养之长。

七七级者，禀性千差万别，更多成就于教养。其一起的特征是：学生多来自社会，履历丰厚而志向广泛；教师也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，而是以天下士的规范为年代为社会育人。与后来人比，七七级的学生多少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段，但视野敞开，不管治学从业，并不非常拘泥；且总是神往独立，不愿俯仰随人；又一直保存几分抱负的颜色，故与日趋实际的世风稍感疏离。

这更多是根据我在四川大学前史系的经验之谈，但全体言，七七级是特别年代的特别产品，已为六合留此一景，却无须仿制。一个人或一代人理解了自己在社会甚或前史上的方位，也便是知了天命。这一代人，其实也和前史上任何代代相同，不过守先待后罢了。于斯足矣，夫复何求。

（本文摘自罗志田著《风雨鸡鸣：变化年代的读书人》，日子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9年11月，汹涌新闻经授权发布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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